而金庸时代《明报》既不像左派香港报纸那样纯粹代表中央政斧的政治立场，又不像一些受到西方资本、媒体控制鹦鹉学舌的右派媒体那样与中国政斧敌对。
而金庸的《明报》有算是香港中立的媒体中，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所以，金庸的舆论一场，也成为了中国中央政斧比较关注的。
事实上，金庸在十年特殊年代之间的许多舆论看法，与此时中央的权威人物邓大人，有些不谋而合。
而在十年特殊年代结束之后，金庸果断的预言，邓大人必然将平反，并且将会“东山再次”，回归中央决策高层。
而在邓大人果然东山再起之后，金庸在《明报》上则不断的发出支持邓大人，支持改革开放的声音。
因此，邓大人心目中对于金庸印象深刻，一直想要见一见金庸本人。
“恭喜老师，我看，香港问题方面，无论是伦敦，还是燕京，都要尊重您的看法。香港这么多的权威人士，您的影响力不逊色李嘉诚、霍英东、包玉刚之辈！”张少杰知道，后来香港回归之前的准备工作——起草基本法，金庸也是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金庸的表情、神态，分明是踌躇满志，彷如一个参加科举几十年的老书生，终于考上了进士一般的激动。
张少杰知道，未来金庸在基本法起草完成之后，基本上是功成身退，并没有取得一官半职。但是，无疑因为金庸的“政治正确”，获得了中国中央政斧的好感。
所以，在未来金庸的小说，受到政策的支持、媒体的大肆宣传，小说出版获得几亿读者的热烈关注，影视作品、小说的改编次数，投资规模，也达到了文学作品的巅峰。
相比政治，张少杰更关注金庸此行的文化影响力。如果，中央的邓大人开口，明确解禁金庸的武侠小说。那么不久后，张少杰、梁羽生等等大多数的香港武侠作家的作品，必然能够借助此契机，获得允许在内地出版的政策，那时候，“侠文化”才真正的成为深具世界级影响力的文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