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辉发表这些经济评论当初固然有想普及最原始的经济学以影响这个时代的士人以更加科学谨慎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经济运行，但没有想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居然是《国富论》的翻版──当然这与后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区别，就其学术水平和引起的重视程度上来看远远超越了《国富论》。
虽然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但王静辉还是以《国富论》为这本定了名字，里面的内容完全是以他在后世所学到的《经济学》为蓝本，结合他对这个时代经济运行的理解综合写成的，这样的更加具有指导性，更加适用。王静辉也将这本列入了华英院和西湖院的教科，尽管当时也有很多院的老师和学生反对过，但说服他们并不困难──孔子将管子的地位评价的非常高，这并不是因为管子有多深厚的儒学功底，正是由于管子将“利”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国家之大利”为重，这与《国富论》的初衷并没有什么不同！
随着华英院和西湖院将《国富论》引入到教材当中，不出几年之间，大宋绝大多数的院都将此列为教材之一，以至很多年后大宋朝廷在进一步改革其科举制度的时候，将《国富论》列为天下应举士子必读之，后来干脆列为单独考试的一科，这些变化是王静辉在当初所从来不敢想过的──以他对一个以儒学为治国指导方针的朝代居然能够使用《国富论》做教材，乃至当作考试科目，他还以为这辈子是看不到那一天的，没有想到世事发展确实是难以以常理所论的。不过这些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现在王静辉为《大宋商报》撰写经济评论却没有想过这么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