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肯定也是叮嘱,同时还默认了田文建这种与他刻意保持距离的行为。这让田文建很是感动,连连点头道:“人贵在自知之明,文建就是一个教书匠,没那么大学问,自然也不敢著书立说。”
“那也不能矫枉过正,都长江学者了,居然连研究生都不愿带。其实把你给本科生讲的那些内容整理一下,就是很好的哲学入门教程。让更多人有机会学习,岂不是比你只带三个班好?”
在田大博士看来,著书立说那是退休之后打发时间的事。见老先生如此看重这一点,忍不住地说道:“先生,这一点文建不是没想过,但进哈佛后的第一堂课,让文建深受感触。所以在未来的十五年里,文建绝不轻易动笔。”
老先生一愣,禁不住地问道:“第一堂课讲的什么内容?哲学导论吗?”
“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授课的老师。”
田文建露出一脸崇拜的表情,感慨万千地说道:“虽然我只正儿八经的上过一年大学,可从开学到放假都没能在课堂上见过一位副教授。而在哈佛给我上第一堂课的老师,不仅仅是教授,还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之下,我给本科生授课又算得上什么呢?”
老先生这才明白了过来,连连点头道:“与之相比,连我这个教了一辈子书的老骨头都为之汗颜呀。”
这个小小的细节,让二人找到了共同语言,关系一下子热络来开来。学术上的事田文建不想聊的太深,也不敢聊的太深,干脆岔开了话题,孩子般地问起了老先生年轻时的事。
一笑能消万古愁,多笑朋友喜相投;常笑除病还增寿,久笑一生乐无穷——正如老先生所写的这首旧体诗一样,他非常之开朗,有问必答,时不时的还来两句俏皮话。
年轻时几个同学在成都报纸上办了三个专刊,批评学校和社会中的具体事件。时间久了,学校迫于国民党当局压力,不得不找他等人谈话。时任成都大学校长的张澜,还给他和王宜昌记了一个过;在清华时跟乔G华同学,常常一起去听吴宓先生的英语课。鼎鼎大名的陈寅恪,在老先生的描述中就更搞笑了。说陈寅恪上课没有条理,也没有形成讲稿,他手上总拿一个书夹子,里面装一些条子,是读书的时候记下来的,根本就没有形成文章。常常风一吹,把条子吹走了,他不得不趴在地上帮着到处找,认为陈寅恪教书不在行,甚至连田大博士都不如……一则则尘封了几十年的秩闻趣事,听得田文建津津有味。不知不觉中,一个下午就过去了。见他执意要走,不肯留下来吃饭,老先生最后叮嘱他有时间要多看看莎士比亚的书。
这让田文建想起了闻博之前所说过的那段话:“先生爱莎士比亚,把他当作知心朋友,甚而总觉得‘他是一位亲人,一个慈母,他不像父亲那般责我们的过失,却像母亲一样为我们的缺点原谅,还要亲切地问一声你这样怕过得不舒服罢’。”
也许在闻博看来,在老先生面临人生低谷,想高蹈海外时,莎翁的人格抚慰了他苦闷的心灵。
可田文建却不这么看,而是认为老先生之所以这么推崇莎翁,应该是从内心深处认为莎翁是“真实的平民”。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不为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仍然能独坐农舍、眺望荒野。
直到离开时,田文建才注意到书架顶上那一副大字:“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甚至还注明了曰期:“二OO一年六月四曰”!
在国外呆了那么多年,想不知道那件事都难。可那时候他还小,又住在J省最偏远的小山村,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真是那些流亡海外的人士所说的那样?田文建一直很模糊。今天看到这幅字,再想到老先生“退休”的时间和曰期,田文建很不是滋味,甚至还有几分悲凉。
走出朗润园,已经是下午五点。正准备伸手拦出租车,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小娜的号码,声音却有点陌生。田文建愣了好一会才反应了过来,原来是老政委王荣海的声音。
“晚上安排在全聚德,我都已经定好了。这会我跟你嫂子在你家,马上出发,你也抓点紧,别让我们等太久。”
老政委还是那样,一开口就像机关枪似地,根本不给你插话的机会。田文建点了点头,一边拦出租车,一边苦笑着问道:“政委,京城不止一家全聚德吧?那么多分店,您不说清楚让我怎么找?”
“你不问我还真给忘了,什刹海的那个,就在体校院里,出租车司机都知道。”
都说京城是亚洲最大的停车场,好不容易拦了辆出租车,还这儿堵那儿堵,赶到饭店时天早黑了,害得又被韩主任和丫丫埋怨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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