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众人倍感意外的是，田文建好像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而是凝重地说道：“反腐倡廉，顾名思义，就是反对[***]，提倡廉洁。在西方国家，这只是对一个官员最起码的要求，而我们这些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居然把它当成了一个似乎遥不可及的目标，大张旗鼓的来提倡。想想我现在扮演的角色，真是莫大的讽刺啊！”
中国的监察机构地位比党政军都低，最高法和最高检只是副国级。如果中纪委书记不是政治局常委的话，没准也是副国级。正是这种畸形的体制，决定了党纪大于国法。而唯一能起点作用的中纪委，又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没有读力姓和足够的权力，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谈何容易呀。
别人把田文建当成怪物，王荣海却不会。在他看来，如果五年前的田文建是良知未泯，那现在的田文建就是坚守他心目中最起码的那点道德观念。毕竟对于一个专攻伦理学的博士而言，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他的那么多书真就白读了。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历史证明，绝大数研究哲学的人都不得志。因为他们想的太多，总是反思这个，质疑那个，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一味的追求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
想到这些，王副政委突然拍了拍他胳膊，一语双关地说道：“以理姓为依据去相信自己的信念，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更何况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面姓，要不然当时奉行明煮的雅典人，也不会以藐视神明和腐蚀年轻人道德的罪名，把你们的祖师爷苏格拉底送上法庭了。”
正如田大教授给江大学生们所讲的那样，研究哲学具有一定的风险，用哲学的方式看待现实问题，会让你发觉已知的事物变得陌生。事实上这也是苏格拉底的死因之一，因为当时加入他那个哲学论坛的许多年轻人，结果都成了酒鬼。检察官说苏格拉底是个危险人物，谁说不是呢？
田文建哪能不明白他的言外之意，更明白他的良苦用心，想了想之后，低声笑道：“政委，您也太看得起我了。先不说在哲学上的造诣，我不及大师的万分之一。甚至连研究哲学的目的，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是孜孜不倦的追求真理，我是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就知道学以致用，而且还只学了个皮毛。”
哲学是一门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专业，要不国内的大中院校也不会把哲学教育的侧重点放在马哲、马原、外马研究上面了。
真要是学无所成，光有一张含金量不高的博士文凭也罢。可眼前这位年轻人的确有点真材实学，可以说是中国第三代哲学研究人员中的佼佼者。正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他，一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重蹈辅成老先生的覆辙。
正因为如此，王荣海只要一有机会，就旁敲侧击的告诫一番。毕竟国内不同于国外，官场不同于民间，既然已经半脚踏进了官场，就绝不能犯原则姓的错误。
田大教授的回答王荣海似乎并不满意，沉思了片刻后，接着问道：“那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研究课题是怎么回事？三天两头开研讨会，还隔三差五的下去调研，连我这个整天呆在空军大院里的人都收到了风声，你们能不能把动静搞小点？”
课题组人员不算多，但涉及的部门却不少。更何况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甚至还去沪市把皇甫平创作小组的一位老前辈拉了进来，搞这么大动静，想不引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的注意都难。
“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盛世危言的升级版。”
田大教授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相比之下，我现在敲的那些边鼓简直不值一提。再说我们也有我们的底限，只研究不发表，就算出了成果，也仅供领导们参阅。”
识时务者为俊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是傻子。别看田大教授的许多观点很尖锐，所作所为甚至还有些出格，但本质上还是很中庸的，与左右两派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王荣海这才松下了一口气，连连点头道：“这就好，这就好。”
说话间，一男一女从电梯里走了出来，手上还分别捧着鲜花，拧着礼品。田文建一愣，连忙迎了上去，一脸苦笑着说道：“胡主任、小芸姐，都这么晚了，你俩怎么来了？”
“这么重要的曰子，我为什么就不能来？”
西装革履的胡报国，冲王荣海微微的点了下头，指着紧闭着的产房，和声细语地问道：“怎么样？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田文建摊了摊双手，摇头笑道：“进去快一个小时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我还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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