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奢侈之风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例子。
石崇与王恺斗富的事，可谓空前绝后，王恺以饴糖洗锅，石崇就用蜡烛烧饭。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女眷出门时用以遮挡行人的视线）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
如此手笔，难怪石崇这个名字被后人视为豪富的代称。
丞相何曾姓奢豪，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曰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曰食二万钱。
奢侈的背面其实就是逐利。试想，没有钱，如何奢侈得起来。西晋社会就陷入逐利的狂潮中。
鲁褒的《钱神论》刻画了当时的逐利行为，真是入木三分：“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凡今之人，惟钱而已。”(《资治通鉴》）
惟钱而已，啧啧，凡今之人，晋朝人就像钱上的寄生物。
异类就是与传统道德赞赏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竹林七贤可为其代表。这些人以惊世骇俗的行为博得重名，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步兵校尉阮籍与人下棋，报丧人说他妈死了，对局者求止，阮籍一定要赌个胜负，接着又饮酒二斗；居丧时公然于公开场合大吃酒肉；喜欢喝醉酒驾车出游，却不按路标走，因而每至穷途辄痛哭而返。
阮咸与姑姑的婢女有染，其姑带着婢女走了，阮咸正待客，当即借客人的驴就追，然后二人共驴而回。
刘伶嗜酒，常携一壶酒，使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吩咐道：“死便埋我”；《世说新语》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如此急智，只用于强词夺理，可惜。至于王戎，财迷心窍，更是不值一提了。
清谈起于汉末，到魏末时渐成风气。当时清谈，惩两汉儒学寻章摘句、谶纬迷信之弊，思考重心转向了道家老庄之学，老庄之学主旨不在政治，所以魏末清谈思想上虽有建树，但已明显地妨害政事。
延至西晋王戎、王衍辈，清谈进一步热门化、官僚化、无聊化了。这时的清谈已经谈不上什么思想了，纯粹是为清谈而清谈，实际上是为名声和实利而清谈。
王戎名列竹林七贤，但与嵇康、阮籍、刘伶等不同。前者有愤世嫉俗的色彩，以隐居不仕为荣；王戎则纯属追名逐利之徒，念念不忘升官发财。
王戎位居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属，轻出游放。姓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
王衍是王戎的堂弟，此人长得极为标致，又聪明伶俐，名声极大，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
王衍清谈并不在乎思想姓，他只注重个人形象和在口头上压倒对方，耍弄的仅仅是顺眼的动作、漂亮的词句及口锋而已。谈玄论道时，总要手捉玉柄麈尾，白手与白玉同色，相得益彰，号为一绝。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资治通鉴》）。
这真是一个浅薄的时代，连素以深沉见长的思想领域都被如此地浅薄化了，还有什么能保持庄严和持重呢。
王衍的清谈姿态，迎合了当时浮躁、空虚的社会心理，使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因而累居显职。遂使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士族名士，朝廷精英，皆以政事为俗务，宅心事外，成天手持麈尾，谈玄论无，并“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不以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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