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之远讲的很细致，诸如潘君艺逼迫常家偿还赌债，他的父亲如何悲愤理论，如何发生口角，潘君艺厮打中如何扼住他父亲的喉咙，他父亲脸孔涨红几欲窒息，他上前救父时被潘君艺一把甩开撞在棺木上，如何顺手抓起灵位冲上前去击打，胡乱击打一番后如果发现潘君艺颓然倒地，脑后有血……程灵越听越不对劲儿，这桩案子在大理寺时就是由他审的。那时常家父子的口供与现在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可又大大不同。说它相同，是因为事情经过一模一样，说它不同，是因为……他现在说的太细了！
当初在大理寺的时候，常之远的口供很简单，就是讲潘君艺登门讨债，他和父亲正为亡母烧纸，父亲愤怒之下与潘君艺发生了口角，两人厮打起来，他又惊又怕，上前拉架，因为年幼体弱，被潘君艺甩开，就拿起……现在说的过程并无二致，只是加了一些描述性的词儿，诸如父亲被“扼住喉咙，”“脸孔涨红几欲窒息”，他被甩撞在棺木上，“顺手”抓起灵牌，“胡乱”击打几下，待潘君艺倒地后，这才“猛然发现”他脑后有血……只是加了几个形容词，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父亲在厮打中要被潘君艺活活掐死了，而他上前解劝却无力阻止，惊慌之下顺手抄起灵牌，只是想要阻止潘君艺行凶……程灵当然清楚在判决时这些关健词意味着什么，他立即很敏感地就这些细节反复质询起来，虽然他貌相庄严，板起脸时更加骇人，那常之远被他骇得小脸惨白，浑身哆嗦，但是对于这些陈述始终没有改口。
程灵的反复确认，反而让这些小细节在供词笔录中显得更加明显了。
杨帆本来就没有教这个常家小子作伪供，这种老实巴交且又年轻识浅没甚么见识的孩子，如果你教他一些伪供，根本不需要动刑，那些有经验的司法官员只消动上一点讯问技巧，就能套出虚实。
杨帆……只是对他做了一点小小的启发而已。
常家父子都是笨口拙舌的人，或者说，以他们的素质，不知道供述时该怎么说、说些什么。再加上当时的场面太过激烈，他们身为局中人，肯定会忽略一些东西，于是他们在供述时，就只能干巴巴地讲个粗略的过程，这一来，旁人自可在细节上大做文章。
杨帆前些天在二堂审问这对父子，反反复复、来来去去，颠颠倒倒，其实就只做了一件事情：诱导性发掘！
杨帆把他父子二人忽略了的细节都给挖掘了出来，把他父子二人已经无法记起的空白部分在一次次的询问、提示、假设、推测中帮他们完善了起来。
被杨帆挖掘出的细节，本来就是他们的经历，只是疏忽了，或者不觉得有供述的必要，如今既然想起来、说出来，他们当然不会再改口。
杨帆依据他们供述的事发过程，在提示、假设、推测中帮他们添补到记忆空白区里的东西，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记忆，他们已确信无疑那是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东西，你就算拿着测谎仪也休想证明他们在说谎。
程灵有些坐不稳了，可是常之远的供词与他在大理寺的供词并不冲突，仅仅是更细致了而已，他能提出什么疑议呢？质疑常之远为什么在刑部的招供比在大理寺时更细致？那就只能得出一个刑部办案谨慎，大理寺问案草率的结论了！
何况御使台也不可能帮他站脚助威，御使台是主张轻判的。所以赵久龙出手必定是在量刑的时候，那时才与刑部就轻判与免刑一较长短，目前他绝不会扯杨帆的后腿。
想到这里，程灵只得忍住，待常之远退下，又带常林上堂时，出现了与常之远一样的问题，他的证词也更细腻了、更完善了。
他在大理寺招供时，只说平素嗜赌，结果与潘君艺赌钱时欠下巨债无力偿还，潘君艺便提出要他妻子陪宿还债。而在杨帆的反复询问提示下，一些被常林忽略掉的有助于帮他儿子减刑的要点都一一挖掘出来。
比如，常林特意提到，他以前赌钱时从没见过潘君艺；他还提到，他因为贫穷，赌的数额并不大，而这位出手豪绰的阔郎君却愿意与他赌钱，并屡屡借钱给他叫他赌；再比如，潘君艺索债不成要他拿娘子抵债时，他曾问过对方如何知道自己娘子美貌，对方曾经答说在定鼎街头、天津桥畔见过……如此一来，常林的回答就把潘君艺此前街头调戏程氏娘子以及谋人妻子设局骗赌的罪名给坐实了。
程灵心中焦急起来，可是此刻是三司会审，他不可能对常林用刑。
程灵眼珠乱转，心中盘算：“杨帆处心积虑，自然是为了给常之远脱罪。可是，潘君艺即便调戏过程氏娘子，又为此设局诱常林赌钱，也不过是色迷心窍，行为不端。常之远杀人总是事实，如今看来，只有在量刑时据法力争了！”
想到这里，程灵干脆放弃在供词方面纠缠的想法了，他双目半阖半闭的听着常林的证词，一条条相关的律法从他识海中缓缓掠过，他的心神又定了下来。
另一边的赵久龙早就在养神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据都是对减刑有利的，他当然不会提出什么质疑，因为他所代表的御使台本就是提议减刑的，他现在等的就是讨论量刑的那一刻。
“把常林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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