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大军行到宣府、大同，还有文安之那边的光复骑军精锐过来扈从，令漠南诸部蒙古，惊怖敬畏莫名。
这一路上，朱由榔倒也不急，也不让下面急行军，而是慢悠悠的沿着长城外围边塞，走走停停，不时还接见一下军中将校，和沿途蒙古部落头领。
同时，关于这些日子，军中诸多将帅，都紧张兴奋之余，翘首以盼的防务整顿方略，也逐渐从行在传出，而后经由北京的中枢转为正式旨意后，下达出去。
诸地都司，以陕西、山西、北直、辽宁、云南这五个地方最为紧要，诸多军中将帅，亦是纷纷自荐，奏章都快堆满朱由榔的书案了。
朝中也私下将陕、晋、冀、辽这四地北面的要害位置职位，称为“四镇”。
当然，最要害，也最容易建功立业的，还是得算张名振的安北都督府，但那不是已经被陛下定了嘛。
原因很简单，因为明眼人都知道，这五个地方，以后肯定有仗大，而且是大仗。
作为军人，还有什么是比战场之上建功立业更吸引人的？
而中枢传出来的旨意，也还算兼顾军中各个派系
陕西都督艾能奇，北直都督冯双礼，都还在大家的意料之内，这二位，都是左军一系中，仅次于老大李定国，和都督刘文秀的存在，干了快八年总兵的白文选，也终于升到了辽宁经略副使位置上，虽然还是比都督低一级，但经略使王夫之是个文官，具体领兵军事的事情，事实上是由白文选负责的。
而颇为关键的山西都督，则是由前军的资历老将郝摇旗担任。
至于原本颇受众人期待，作为当年天子的元从老将，认为会出任四镇之一的胡一青，居然意外被安置在云南都督的位置上，算是出乎意料了。
不过，虽然大体的人事安排已经有了着落，但具体编制上，还都是个空架子，各地都督府所辖多少人手、编制，有多少财政预算，都还需要枢密院和宰辅一起慢慢交代核算。
不过这次扈从朱由榔的安北军，算是最早敲定编制的。
张名振麾下，先是有三个骑师、三个步师的直辖编制，另外还能领东、西、南、北四路招讨使，这些招讨使主要是用来招抚和辖制蒙古番兵，作为“仆从军”，类似于昔日东汉的“护匈奴中郎将”、“护乌桓中郎将”。
既可以由汉官担任，也能用归化较为忠诚的蒙古部落头领担任。
当然，此时还没有具体分割，故而张名振还是领着光复后军编制来扈从朱由榔出巡，待事了之后，会有具体分别。
至于余下的光复前、后、左、右、中五路野战军，则是作为朝廷直属机动力量保留下来。
只是战事结束后，不可能继续保持五十多万人的编制，缩编精简，将多余人手分配给各地都督府，却是可以预见的事情了。
第7章 千秋之计
在这一众基本敲定的决策当中，明军未来的制度架构被基本敲定下来。
整个决策过程称不上朱由榔一个人独断专行，但在征询意见的过程中，都只是直接写信向北京的宰辅以及军中将帅，单独问对。
按照朱由榔在肇庆时期就建立起的某种“潜规则”，军中那二三十个主要将领，和朝中尚书以上的部门领导们，和朱由榔本人之间，都是有着在朝廷旨意文书之外，只由中书科接手的私人信函。
这就是所谓“威望”带来的特殊权利了。
有句话说得好，“明君是革命的最大障碍”。
这些私人信函看似不具有任何政治效益，但对于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又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取得了超然的权威，那么他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没有什么宰辅签章，哪怕没有盖上国玺，哪怕只是几张草纸上的只言片语，本身都能拥有至高无上的驱动力。
这也正如南京城那些在理学体系开始逐渐解体后，新兴的各流派学社中，所公认的那样。
黄宗羲就极为一针见血的指出
当今天子所作所为，不是在限制自己的权力，而是在限制后人的权力，不是在为现在做准备，而是在为身后事做准备。
事实上，朱由榔本人，通过这种取巧的方式，直接绕过与宰辅的讨论，来敲定防务改革事宜，倒不是说他害怕朝中大臣给自己出难题，或是认为对方会阻碍自己。
而是在逃避一些更为本质的冲突，以及延缓某些正在暗流涌动的政潮发生，算是在转移注意力了。
朱由榔这人没啥太大本事，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接受了十几年的教科书体系粗糙灌输的政治教育。
用他所了解的话来说，那便是，在北伐完成之前，对于自己麾下的整个政权而言，乃是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所以顺军、西军，江南士绅，郑氏海寇，两广官吏，等等八竿子打不着的利益集团，才能有限的结合在一起。
而现在外部战争的结束，并不能完全磨平内部的沟壑，许许多多曾经掩盖在民族矛盾之下的利益冲突，正在集中涌现。
关于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事情，他自己也没有太大头绪。
比如，首都问题。
看似只是关于南京、北京之争，其实背后远不止如此。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便是，南京或者说应天府本地士民，大都倾向于定都南京，但其他江南地区的士绅，却又反而倾向于还都北京。
因为定都北京还是南京，根本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还都”，还是“定都”。
再深入的说，过去，为了抗清，为了挽救危局，天子和当局所作的绝大部分决策，大家还是能报以某种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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