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本拟通电各省省议会、商会及各团体征求对参战问题的意见。黎知道全国各地的这些团体都是反对参战的，因此想利用“民意”来对抗段的“军意”，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手下有些策士（非军事幕僚）认为这样做将使北京政府陷于极端严重的危机，黎便有所顾虑而不敢发出这个电报了。
5月6日，段偕同各阁员到公府，请黎在拟就了的关于对德宣战案的咨交国会文上盖印。黎说：“这个问题关系不小，我们应当多加考虑。”范源濂又首先站起来当面指斥黎“优柔误国”。他抑制不住十分激动的情绪，在说完了这段话之后，竟然暴跳如雷地冲出去，因为用力太猛，关门时竟把门上的玻璃震碎了。接着，段默不发言，悻悻地不告而去。黎也不说一句话，示意把印盖好，将原件交与张国淦带回国务院。
黎立刻找司法总长张耀曾单独到公府谈话。黎问他：“国会不通过参战案，他们能不能解散国会？”张回答说：“即使解散国会，也应召集新国会，通过宣战案后，才能公布执行。但是《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规定，违反《约法》就等于谋叛。”黎不禁神情旺盛地说：“对，谋叛就是造反！”此时黎把他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国会上，因为国会中为数不少的政学会议员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他又知道段的外交方针在未提交国会之前首先取决于军事会议，并且指使督军团对国会采取表面联络而意在威胁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国会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党派议员都不甘心做段的工具，看上去参战案有难于在国会通过的趋势。
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表决。
5月8日，段在国务院邀请国会各党派主要人员108人举行谈话会，解释对德问题的四个疑点：第一，说明俄国发生革命，俄、德单独媾和的谣言没有根据；第二，保证参战后对日本没有秘密外交，中国政府并不偏重一国；第三，对德宣战后中国没有实际战争，全国无施行军法的必要；第四，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当天晚上，国会中各党派纷纷开会讨论对外交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宪法研究会（研究系）决定同意政府对德宣战的政策，益友社反对无条件地对德宣战，政学系反对和赞成的两派旗鼓相当，表决时反对派仅多获数票勉强超过半数。事实上国会对参战问题意见非常混乱，除研究系旗帜鲜明外，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坚定不移的主张，也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全体一致的主张。
正在这时，张勋忽然来电说，内阁及军事会议所决定的外交方针不能变更，如果国会反对，就要采取最激烈的方法对付国会。
5月8、9两日，北京城忽然出现了“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这些光怪陆离的队伍，手持白布小旗，在象坊桥国会附近一带蠕蠕而动。10日下午，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这些“公民团”从四面八方聚集有2000余人，看见议员走过，就投以各种各色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议员如果拒不接受，就被他们拉下车来施以殴打，当场受到殴打的有邹鲁、吕复、田桐、陈策、吴宗慈、郭同等10余人，田桐受伤最重。“公民团”推举代表张尧卿等到众议院楼上议长室会见了议长汤化龙，要求在秘密会议上允许他们列席旁听，汤以不合议场规则加以拒绝。他们公然威胁国会必须当天通过政府提交的对德宣战案，否则“公民团”对国会和议员将采取激烈手段，请大家慎重考虑。众议院门外布满了武装警察，议场的四面便门都有佩带手枪的警官把门警戒，对议员们加以“保护”。被保护的议员都被禁止出外，而“公民”代表们却可以出入自由。
议长打电话到处求救，电话一直打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总统说：“已请段总理即刻处理这件事。”国务院回答说：“总理已派警察总监吴炳湘即刻到国会来处理这件事。”“保护”国会的警察和宪兵们，和“公民团”彼此不相侵犯。在外面指挥“公民团”和走进会场里自称为“公民代表”的，是陆军部咨议和差遣张尧卿、刘世均、刘文锦、赵春霆、吴光宪、赵鹏图等，还有众议院技士白亮、中华大学校长孙熙泽。有人看见国务院参议陈绍唐乘坐汽车往来指挥，还有人看见靳云鹏、段芝贵也曾到场指挥。至于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们，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杠夫和失业游民。
下午2时半国会开会时，无论任何党派的议员都以十分愤怒的心情，主张段内阁如果不解决这个突发事件，就不讨论对德宣战案。因此，全院委员会改为大会。大会开会时，议员张伯烈首先提议请内阁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三人到会，质问北京秩序是否尚能维持。这个提议立刻获得全场一致的通过，议长就分途打电话请段等出席，一面宣告停会以待。
一直到下午5时，范源濂才赶到国会，自称抱病而来，并且声明对“公民”请愿事前毫无所闻，当令警察予以解散，在“公民”未解散前他愿留在国会不走。他到议长室用电话催请段到院，并责成军警解散包围众议院的“公民团”。段回答说：“已命吴炳湘解散公民，俟公民解散后即到院。”此时院外叫骂声和拍掌声闹成一片，国会工友出外购买食物回来，都被“公民团”围拢来抢夺一空。“保护”的警察看见这种情形，就把各扇门都关了起来，据说是怕“公民团”冲进来对议员有所不利。议员们并不因此惊慌。他们说：“民国2年10月6日选举总统时，我们已领教过，现在是第二次，我们有了经验，就不怕什么了。”6时左右，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到了，但是“公民团”仍然包围国会不散，而这位警察总监也并不下令解散他们，仅派警官招请“公民团”代表数人入内，婉劝他们先行撤退，有话从长计议。“公民团”代表要求面见汤议长或范总长，汤避不见面，就由范在议院警卫长室接见他们。他们提出了三项意见：一、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国会如不通过，要求政府解散国会；三、政府如不解散，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7时半左右，门外“公民团”的喧哗声忽然静止下来。他们分别排成了两行，让出空道，原来是段总理的汽车到了。段下车时，“公民团”摇旗欢呼，掌声雷动，段满脸挂着笑容，疾行入院。
国会因总理已到而继续开会。段出席发言说：“人民到国会来进行和平请愿，不应当以武力强迫解散。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引起军民冲突和不幸流血事故。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和平劝导的方法。”对于“公民”请愿一举，他诿称不知。议长宣布暂时休息，请总理于一小时之内解散门外“公民”，即引导段与范源濂及随同到院的陆军次长傅良佐等到议场后面的国务员休息室休息。
段派吴炳湘到门外进行和平劝导，向“公民团”代表高声喊道：“大家今天请退，有事明天再来！”人丛中就有一个人站在凳子上向群众演说道：“如果明天议员不到会，我们就去捉他们！如果明天开不成会，就请政府解散国会！如果政府不接受人民的意见，就放火烧掉国会。”群众报以热烈经久的掌声，但仍不散。
国务员休息室里坐着几尊“木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倒是议员休息室里谈笑风生，大家都说找到段总理为质，我们就更不怕外面的“公民”逞凶了。事实正是如此，“公民”把议员包围在院内，议员又把总理包围在休息室内。议员最难忍受的是饥饿，幸而国会隔壁就有政余俱乐部和政学会这两个党派的聚会场所，从那里抛进来大批面包饼干，因此饥饿的一关也就困不住议员了。在休息时间，被“公民”打伤了的邹鲁忽然攘臂而起，愤愤地说：“公民打得我们议员，我们议员为什么打不得总理！”他要冲进国务员休息室去打段，经大家竭力劝阻而罢。
“公民”包围国会的问题一直僵持到晚间9时，终于没有得到解决。竟有一些“公民”向议院内投掷砖瓦，意在恫吓议员接受他们当晚通过对德宣战案的要求，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跑到国会来采访新闻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中野，段恐因此引起外交事件，才命令吴炳湘从电话中招来一队骑兵把“公民团”驱散。
国会于9时半继续开会。范源濂保证加强国会的警卫工作，命北京城内各区警察加意保护议员住宅的安全，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故，希望议员勿因今日意外而介怀。说完了这些话，段与范源濂等偕同退席。
这时已是晚10时半，议员们再也没有心情继续讨论，当天的会议就此结束。被围达10小时之久因而疲乏不堪的议员们从议场里走出来，在军警的层层“保卫”下鱼贯而出，但是都找不到代步工具，因为他们私备的马车或人力车有的被“公民”捣毁了，有的看见风色不对逃跑了。
段所谓“按照轨道办事”，就是组织“公民”打手以威胁国会的一种轨道。第二天，有所谓京津各界公民联合请愿团24 000余人发表通电，痛斥“政府当场指使警察，滥用职权，威迫解散”。“公民”代表吴光宪、白亮到地方检察厅控告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蹂躏人权。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国民党系阁员伍廷芳、程璧光、张耀曾、谷钟秀建议内阁总辞职以明责任，段不肯接受，于是这四个人都单独提出辞呈。因此，5月12日国务会议举行例会时，只剩下段一个人出席，院秘书长张国淦劝段暂时引退。段还以为我不自动辞职，总统其奈我何？根据段的见解，如果总统下令免他的职，他本人拒绝副署，这道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但是张国淦援引内务总长孙洪伊被免职的一个前例，那道命令未经孙洪伊副署，但是事实上已经发生效力。因此认为总统要免内阁总理的职，可以用同样的手续办理。段被这句话提醒，才叫他赶快备好辞呈。当天晚上，刚回国不久的徐树铮忽然跑到张国淦的家里大肆咆哮：“你受了府方的指使，压迫总理辞职，将来北洋派瓦解，惟你是问！”接着，国务院秘书涂凤书携带辞职稿到府学胡同交段审核，被徐树铮抢在手里当面扯碎，从此段也不再提及辞职的话了。
段每天照常到院办公，他还打算俟参战案在国会通过后，即着手组织国防内阁，增设不管部阁员数人。他似乎蛮有把握地认为国会一定会通过参战案，而内阁也不会有严重危机，他一连用三道咨文催促众议院从速通过对德宣战案。
这时国会中各党派的态度已由不一致而趋于一致，都主张先解决内阁问题，后讨论外交问题。只有研究系议员于12日开内部会议时，决定了维持内阁及疏通国民党系议员通过参战案的方针。
黎对段照常到院办公感到惊奇。他向幕僚们得意地说：“且看他的独角戏唱到几时？”他对各阁员的辞呈都批了“交院”两个字，只是对伍廷芳的辞呈留中不发。有人问他，为什么伍总长的辞呈不交院并案办理。他闪烁其词地说：“为了外交的关系。”这是骗人的，事实上他是决心留伍继续任职，以便于适当时期派他代理内阁总理。
12日，督军团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倪嗣冲建议阻止总理辞职以免北洋派解体，在内外问题未解决之前，大家留在北京，并对国会议员继续施以压力。13日，各督军或以同乡关系，或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分别设宴招待国会议员，请其维持段内阁并通过对德宣战案。15日督军团全体联名在外交大楼招待全体国会议员，仍推善于词令的李厚基致词，首先声明“公民团”事件乃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希望各位议员以国家为重，不要因此动感情。李厚基且频频做叩首状，但是那天赴会的议员只有215人，场面非常冷落。
其实，各督军并不完全都是拥护段的，有的属望王士珍，有的推重徐世昌。他们为了维持北洋派的团体利益，主张由与北洋派有直接关系的人物组织内阁，这是唯一的共同之点；至于留段或者别有推戴，则意见并不一致。只有倪嗣冲和张作霖对段最卖气力。倪是“公民团”事件的幕后人和督军团的“发电机”。张在此时拍来电报说：“我总理当代灵光，舍身救世。进退之际，全局攸关。国是杌陧，继起无人。与其瓦全而未必能全，毋宁玉碎而不至于碎。应请钧座奋最后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无论任何地步，作霖不才，愿随海内豪杰，执鞭弭以从公后。”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黎派哈汉章到南京，想联合冯国璋作为倒段的同盟军。冯表示王士珍组阁最为适宜，并发表铣电（16日）对“公民团”包围议会一举表示不满。这是北洋派直系军人与皖系军人不合作的一种反映。16日，黎召王士珍入府商讨组阁问题。但是王没有勇气取段而代，坚决拒绝组阁，因此内阁问题仍然僵持不决。
“公民”的来源是什么呢？据北京《醒华报》载有“公民”王合新来函一件内云：“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点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现，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据说，五角钱一点钟是高等“公民”的报酬。
第111章 督军团再施压力
民国6年5月18日，北京英文《京报》揭露了中日军械借款的秘密消息。原来日本政府决定以一万万日元借予中国，以聘用日本技师和管理人员主持中国军火工业、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参战军为交换条件。5月上旬，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来华，以视察胶济路沿线情况作为幌子，事实上就是为了视察中国兵工厂和与段进一步接洽而来。这个消息传出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震动，对摇摇欲坠的段内阁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英文《京报》主笔陈友仁在揭露消息的当天被捕。
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等自上海发来表示严惩威胁国会暴徒的电报，也加强了原属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的倒段决心。孙中山并以个人名义电请国会先否决对德宣战案，不必侧重倒阁问题。
19日众议院开会时，议员褚辅成动议：“对德宣战一案原是以总统的名义咨交国会的，何以三次催请表决的咨文都用国务院的名义？国务院发出公文，应由国务会议决定，但是现在仅有总理一人而并未举行国务会议，因此本席认为此项来文不合手续。在内阁未改组前，本案应不予讨论。”这个动议以多数人的同意获得通过。从此国会与段也进入到短兵相接和势不两立的新阶段了。
国会复会以来，原来属于国民党的议员纷纷组织各自为政的小集团，力量分散，因此研究系以第二政党在国会中反而占据主要地位。由于段指挥督军团并又组织“公民团”威胁国会通过对德参战案，激怒了研究系以外的全体议员，驱使他们在倒阁的共同要求上重行结合起来，从此研究系议员又转居于孤立寡援的地位，研究系在国会内维持段内阁和通过对德宣战案的两个主张都已陷于绝望。此外，研究系关于宪法的主张，也在讨论宪法的二读会中失败。因此研究系对国会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感觉到这个国会仍然是由国民党多数把持的国会，对他们说来并不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他们看到段与国会已经势不两立，督军团在段的授意下准备采取压迫总统解散国会的步骤，于是他们竟然产生一种幻想，企图在解散国会以后，在新国会的选举中依靠北洋军阀的力量，击败国民党而使该党擢升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根据这一幻想，所以他们在国会将要被武力蹂躏的危急关头，并不与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挽救国会的命运，反而立于冷眼旁观的地位，并进而倒向督军团方面，替他们策划破坏国会。
就在众议院决定推迟讨论外交案的同一天，督军团又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公然参加了这个会议。督军团决定采取最后一个步骤，对国会再施以压力迫使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督军便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在此项目的未达到以前，各督军相约不离京，以便集中力量，对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
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国会并未否决参战案，只是推迟了讨论时间，而推迟讨论是受了“公民团”威胁国会的刺激，是由于内阁残破不全，这些理由都是站得住的。此外，军人公开地干涉外交，并以此为借口来破坏国会，究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此，不如借口国会宪法二读会中所通过的宪法草案条文，严重地违反宪政精神，呈请总统解散国会。
督军们对法律本来一窍不通，认为这个主意比他们的高明，决定采纳施行。倪嗣冲还补充了一个意见，就是总统如果拒绝解散国会，各督军便联名辞职，宣布不负地方治安的责任，大家也齐声叫好。可是，又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也不妥当，因为宪法尚未完成，假口宪法不良而请解散国会，未免言之太早，不如改作两个步骤，先呈请总统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如果国会拒绝改正，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此外，各督军相约不离京，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如果总统命令北京军警监视大家的行动，岂不成为政治俘虏而无用武之地。联名辞职也有可能引起一种相反的后果，督军在自己的地盘内以辞职为要挟手段是可以吓倒总统的，在北京辞职，如果总统一概批准而由大家的部下来接任，岂不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成为手无寸铁的人。因此，不如在总统拒绝解散国会的时候，全体离开北京，回到防地进行反抗。
就在同一天，督军团用开快车的方法，呈请黎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全文如下：
窃维国家赖法律以生存，法律以宪法为根本，故宪法良否，实即国家存亡之枢。恩远等到京以来，转瞬月余，目睹政象之危，匪言可喻，然犹不难变计图善，惟日前宪法会议二读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查责任内阁制，内阁对国会负责，若政策不得国会同意，或国会提案弹劾，则或令内阁去职，或解散国会，诉之国民，本为相对之权责，乃得持平之维系。今竟限于有不信任之决议时，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凭，提案弹劾，尚须罪状可指，所谓不信任云者，本属空渺无当，在宪政各国，虽有其例，究无明文。内阁相对之权，应为无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参议院之同意。我国参、众两院，性质本无区别，回护自在意中，欲以参议院之同意，解散众议院，宁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内阁于时时颠危之地，更侵国民裁制之权，宪政精神，澌灭已尽。且内阁对于国会负责，故所有国家法令，虽以大总统名义颁行，而无一不由阁员副署，所以举责任之实际者在此，所以坚阁员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总理，为国家何等大政，乃云不必经国务员副署，是任命总理，虽先有两院之同意为限制，而罢免时则毫无牵碍，一惟大总统个人之意旨，便可去总理如逐厮役。试问为总理者，何以尽其忠国之谋为民宣力乎？且以两院郑重之同意，不惜牺牲于命令之下，将处法律于何等乎？至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层，议会专制口吻，尤属彰彰悖逆，肆无忌惮。夫议事之权，本法律所赋予，果令议决之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则议员之法律，无不可起灭自由，与朕开口即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异。国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权，将同归消灭，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议员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国家治理，能乎不能？况宪法会议近日开会情形，尤属鬼蜮，每一条文出，既恒阻止讨论，群以即付表决相哗请，又每不循四分之三表决定例，而辄以反证表决为能事。以神圣之会议，与儿戏相终结，将来宣布后谓能有效，直欺天耳。此等宪法，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扫地无余，势非举内外行政各官吏，尽数变为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我国本以专制弊政，秕害百端，故人民将士，不惜掷头颅，捐血肉，惨淡经营，以构成此共和局面，而彼等乃舞文弄墨，显攫专制之权，归其掌握，更复何有国家？以上所举，犹不过其荦荦大者。其他钳束行政，播弄私权，纰缪尚多，不胜枚举。如认此宪法为有效，则国家直已沦胥于少数暴民之手。如宪法布而群不认为有效，则祸变相寻，何堪逆计。恩远等触目惊心，实不忍坐视艰辛缔造之局，任令少数之人，倚法为奸，重召钜祸，欲作未雨之绸缪，应权利害之轻重，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犹忆天坛草案初成，举国惶骇时，我大总统在鄂都任内，挈衔通电，力辟其非，至理名言，今犹颂声盈耳。议宪各员，具有天良，当能记忆，何竟变本加厉，一至于此。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奕世人民，重拜厚赐。恩远等忝膺疆寄，与国家休戚相关。兴亡之责，宁忍自后于匹夫？垂涕之言，伏祈鉴察！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这个呈文，传说是由研究系的幕后军师执笔代拟的。一切迹象证明：研究系不仅想依靠督军团的势力挽救他们在议场内已经失败了的关于宪法问题的主张，而且还企图在做不到时就解散国会，以便在下届国会中取得多数的地位。
这个呈文公推年龄最长的孟恩远领衔。督军和都统列名者为孟恩远、王占元、张怀芝、曹锟、李厚基、赵倜、倪嗣冲、李纯、阎锡山、田中玉、蒋雁行。由代表代替签名者为杨善德、张作霖、陈树藩、张广建、毕桂芳、姜桂题、杨增新。各省代表以本人名义签名者为冯国璋的代表师景云，刘显世的代表王文华，唐继尧的代表叶荃，谭延闿的代表张翼鹏。全部列名的督军和军事代表共计22人。只有安徽督军张勋、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四川督军戴戡并无代表在北京，所以榜上无名。
这个呈文看起来是22省区军事首长发出来的共同声音，是一种极其雄壮的声音。但是，实际上是倪嗣冲一手所包办的，一部分督军根本就没有预闻其事，一部分在“团结北洋派”的大题目下随声附和，还有一部分是被冒签者和被硬拉签名的。呈文缮就后，倪派人依次送往各督军的住处，接洽签名。李纯在天津没有回京，倪就以长途电话通知他，已经代他签了名。湖南代表张翼鹏不敢代谭延闿签名，要请示后才能决定。倪说：“你不能代表他，我却能代表他！”张翼鹏慌忙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例一开，江苏代表师景云也不敢代冯国璋签名，而用自己的名字签名。云南代表叶荃、贵州代表王文华既未看见这个呈文，也并无人前往接洽签名，但是他们榜上都有名。因此，叶荃曾向黎声明被人冒签。冯国璋和西南各省督军也纷纷把自己的代表撤回。
倪嗣冲将此项呈文送到国务院，请其转呈总统，徐树铮就在呈文上盖了将军府的一颗大印，另外拟就了解散国会的一道命令，一并送往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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