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已经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此时的国内外形势依据历史的走向，已经发生了中重大的变化，中国已陷入危局之中。
日本侵华是明治维新以来的一贯政策。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上的奏折中说道：“如欲征服中国，必须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句话囊括了日本侵华政策的中心要义。自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中列强的压迫之下。他们强迫中国大开门户，各列强在华能够均沾利益。一开始，日本侵华的行动还畏惧其他列强的干涉而有所顾忌。直至“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才开始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
“九.一八事变”本是日本一些少壮派军人的冒险尝试，还并不是日本政府有计划的行动。然而，我国最高统帅部的不抵抗政策和国际联盟的壁上观行为，都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续而发生了“一.二八淞沪之战”；成立“伪满洲国”；西侵热河等一系列事件。日本国内在一九三六年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建立了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行动已经拉开序幕。
国际上，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效尤日本，派军进攻阿比尼西亚。德国的希特勒上台后，公然废除《凡尔赛条约》。这也是国联的姑息行为所致。欧洲已是多事之地，列强更加无暇东顾。
日本进了侵华的脚步越来越快。一九三五年，日本竟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自治政府，分裂河北的政权，使其成为日本的附庸。即使是这样，日本内部还觉得侵华行为不够积极，内阁总理广田弘毅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三原则”：“直至抗日运动；承认伪满；经济合作与共同防共”。在这样的局势下，南京中央政府一味地拖延、忍让；日本政府可是步步紧逼。成立冀东为政府后，马上进兵察、绥，建立内蒙伪政权，企图使华北五省“特殊化”。而且手段越来越卑鄙下流。局势发展至此，国人已经愤怒至极，忍无可忍。全面抗战即将爆发。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我国的军民抗日运动极为高涨。特别是东北地区先后成立了黄显声、熊飞组织起“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来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李杜、丁超等组成“吉林自卫军”；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组织“反日会”；张平洋、张文藻、赵尚志组成“巴彦游击队”；李红光、杨佐青等成立“盘石游击队”；吉林自卫军和吉林救国军将领在宁安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吉林抗日联合军”；唐聚五、黄宇宙等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杨林到磐石，领导创建抗日武装；崔石泉、金文亨建立“饶河反日游击队”；童长荣、王德泰组成“东满游击队”；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察在张家口建立“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赵尚志等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中共宁安县委正式建立“宁安游击队”；杨靖宇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李延禄建立“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军委联合发表《东征宣言》，组成红军抗日先锋军。二十日，开始渡黄河东征。
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如火一般在燃烧，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中央政府为了敷衍日本，竟然压制各地的抗日斗争。特别是对于主张抗战的共产党，蒋介石数次跑到剿共第一线亲自督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准备赤膊上阵，进剿红军。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国民党政府在西安设西北“剿匪”司令部，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兼副总司令。自从张学良来到西安，我就以一个顾问的身份，化名高未来，带领雷霆小组进入到了张学良的司令部。闪电突击队的队员则被安排进了空军和海军轮训，学习飞机和舰艇的驾驶技术。
西北“剿匪”司令部成立后，蒋介石数次给张学良下令，命他出兵剿共。据我所知，历史上张学良曾经与红军几度交手，但每战必败，损兵折将，甚至110师和109师的两个师长都战死了。这些军人没死在抗日前线，却倒在内战的的枪口下，真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的事。我既然来到了这里，当然不能再坐视这种惨剧的发生。张学良已来到西安，我就让他立刻设法与中共方面秘密联系，阐明东北军的立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但目前形势之下，也不得不做做样子，于是当了几次运输队，将大部分以“剿共”为名，从老蒋那里申请来的军火，直接送给了红军，而且还时不时地与红军进行军事演习。不论是“运输”还是“演习”，双方都能不伤一兵一卒，保存各自的实力。
张学良曾数次向蒋介石提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无奈蒋介石就是一意孤行，坚决执行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次蒋介石飞到西安后，张学良、杨虎城再次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加以拒绝。无奈之下，这两位爱国将领决定实行兵谏。
张学良对我的信任已经达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张、杨二人确定“兵谏”行动后，张学良立刻将此事向我进行了通报，并向我问道：“我和虎臣兄（杨虎城的号）已决意对蒋先生实行‘兵谏’，逼他抗日。不知未来有何看法。”
我知道“双十二事变”马上就要上演了。作为一个穿越者，我既然已经知道了事件的结果。那么，因为有我的存在，这个事件虽然不会被改变方向，但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则一定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张学良的询问，我借用周总理对他的评价，对他说了他八个字“民族英雄、千古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