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大都能得到章惇的支持，因为章惇是一个开拓型的宰相，而非那种保守的、固步不前的人。
他那超越常人的眼光，使他能正确理解杨逸从后世带来的这些方案，并根据实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而他那强悍的性格，超常的凝聚力、支配力、又为杨逸的这些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只要他点头的方案，基本上都能在朝堂上通过。
当然，刘太后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而刘太后的决定权有大半又掌握在杨逸的手上，至少目前是这样，这也是他所得出的政策得以实施一种保障。
这项财政预算计划，政事堂共花了三天时间商讨完善，其中许多具体的方略引起了热烈的争辩。
比如，要实行财政预算，就必须先成立一个审计部门，负责审计各部院提交上来的财政预算申请；蔡京希望将这个审计部门置于户部之下，由户部根据岁入审核各部门的预算，这遭到了其他五部尚书的强烈反对，一但这个审计部门置于户部之下，户部就能凌驾于其他五部之上，绝对不行！
此事争了半天，最后多方妥协之后，在尚书省下另设一司，是为审计司，专门负责审核各部门的财政预算。
从明年起，大宋将全面施行财政预算制度，全年财政预算将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种预算是由下而上，具体点说比如工部，首先由工部下属的各个部门主官根据本部门的人员编制、工程计划，按实际需要，将来年的支出预算统一交到工部尚书手上，由工部尚书审定之后，提交尚书省审计司；审计司根据你的工程计划，详细核算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资金，得出评估后将预算申请与评估报告一同交给政事堂；由政事堂和皇帝一起，根据审计司评估报告、以及户部提交的岁入总额、和来年的经济预测，进行全局把关，最终决定这项工程是否施行，哪项支出应该优先照顾。
户部再按政事堂的决定予以拨款。
第二种预算是由上而下，就是政事堂根据国家的需要，制定出各种长远的战略目标，比如治河工程，或者对外开战、对民生的投入等等，目标制定好后，将具体工作分派给相关部门；各部门核算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少资金，将预算提交审计司审核，经政事堂确认，户部拨款。
以前朝廷的财政支出，都是被动的，包括政事堂的宰相心里也没个底，哪里需要钱了，就往哪里砸，结果砸来砸去，到最后发现钱不够用了；有些事情本来可以拖一拖，由于当时感觉国库还有些钱，便都砸进去了，到后来有了更急迫的事情需要用钱，却拿不出钱来，事情耽误了，财政也透支了。
有了这项财政预算制度，基本就能化被动为主动，政事堂的宰相在年初就能作一个宏观把控，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政赤字，把有数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让大宋的财政支出从无序变成有序。
政事堂决定之后，再将这项政策拿到朝会上去讨论，这种讨论已经不是施不施行的问题，而是让各级官员拾遗补漏，使政策更加完善，更符合大宋的实际情况。
甚至将这项政策通报全国，让各地官员以及读书人加以讨论，但凡有意见的，都可以上书朝廷，这是杨逸自己提议的，财政预算是他从后世带来的一种政策，用到大宋这种君主制社会上，到底会出现什么不良反应，他心里同样没底。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
财政预算将关系到大宋今后的国策制定，以及各部门的运作方式，官员的绩效评估，甚至有可能在大宋引发方方面面的变革。
如此重大的一项政策，杨逸觉得有必要交给全大宋的有识之士加以讨论完善，这可不是他学画画，来不得闭门造车。
这项政策一经公布出去，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是地方官吏，名士大儒，州中学子，甚至青楼中那些才华横溢的姑娘，都开始热烈讨论这项政策。
很快，苏东坡和范纯仁分别上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数千言，从方方面面剖析了这项财政预算政策；范纯仁提出，财政预算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一个绩效审核部门的协同，某一笔钱拨给某个部门后，最后绩效如何就需要这个部门进行核实，不能光看这个部门的年底工作报告，否则绩效预算就是一纸空谈，反而给了各部门官员更多以权谋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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