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前面一执行，后面会掀起盖天的反对舆论。
对第三条进行完善，废掉所有相关茶的场，货务，以及禁榷茶种，包括腊茶在内，一起实施通商法。
为什么保留部分茶种禁榷，也是因为陕西需要钞粮，故郑朗准备花一千万缗钱，让程师孟下去主修水利。第一程师孟乃是良吏，不会苛民，不会贪墨，第二程师孟对水利精通。最少可以自北洛水开始，一直到关中，增加五万顷左右的耕地，增加几百万石粮食，与茶钞粮相抵。
也就是茶叶这一块，所有官吏，豪强，大商人，别想再使什么歪门斜道了、。
但实施下去，国家官吏会进一步瘦身，三司也会少了许多事务，吏轻政轻。下面还有，让宋朝冗官冗政，来个大减压。
听完了，大家一个个沉默不言，若不是刚才郑朗说了那个三道，很有可能此时出现一片反对声音了。幸好韩琦强势的先行改革，否则此时更麻烦。
第三条，针对矾专营的。
总共五大专营，盐酒专营所获颇丰，郑朗不敢动。香专营实际朝廷很有可能仅得其中的四五分之一，甚至不足。不过因其贵重，所用官吏少，人力成本不高，获利也还是十分可观，一年能为朝廷带来两三百缗利润，郑朗没有动。矾专营不同。
矾专营自唐朝开始实施，但唐朝与宋朝不同，第一个就是人力成本，第二个就是买钞制度造成大户的垄断，对朝廷利益的侵夺。
矾产地有河东河北淮南江东两浙江南西路等地，虽不及茶叶零散，也很零散，想专营必须派出大量官吏经营，人力成本比唐朝高昂，这还不算，还有买钞制与买扑制度，豪强大户一步步侵袭，造成利润下降。低的时候一年仅得几万缗，高的时候也不过三十几万缗，正常在十五万缗到二十万缗。也就是说除了使那些豪强们越来越富外，朝廷几乎每年抛去人力成本外，全部在亏损。不但如此，有一项专营，必须分心去管理，冗了政，还使各个矾匠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第三条便是让矾实施通商法，若出现垄断高价现象，让发运司通报，于江东矾场采购，平衡矾价。
实执通商法对朝廷有百利无一害，不专营了，就可以征商税，商税不会象茶叶那么巨大，但能征几万是几万，总比亏本，又不得民心要好得多。同时减少官吏，简化政务。关健，关健是得益的豪们怎么办？
这是第三条，还有第四条，是从王安石坊场河渡钱演变过来的。
宋朝有许多坊场，实际皆是可以盈利的，然而因为小吏贪苛，中饱私囊，没有向朝廷交多少钱，相反的，上污朝廷收入，下苛低层的差役衙前，以至衙前破产逃亡，公私困敝。
因此王安石拿出自唐朝出现的实封投状制，也就是于闹市处招榜，限两月召人承买，民愿自买，听自立价，然后投入匦中，两个月后用钥匙打开铜匦，视其价高者得之。
实际就是承包制，郑朗很早就运用了，不过不是郑朗的灵感，后世太多太多，但在这时代还是比较超前。也就是朝廷仍保留着这些坊场的所有权，但经营权让给承包者。
后又扩大到了酒务。不是所有地方酒务效益皆是良好的，若是效益不大，再加上官吏贪墨，这些酒务就会出现亏损情况，但实际若经营得当，这些酒务利润仍然很可观。王安石久在地方，又用心观察，看到这一点。后来又对一些收益不大好的酒务实行实封投状法，将酒务的生产权、经营权与销售权通过拍卖的方式，拍卖给百姓经营。朝廷节约大量官吏，又安全地得到一笔钱帛，而且不要分心过问这些酒务与坊场的收益情况。
最后又扩大到了河渡，因为河渡每年需要大量渡夫，或者厢兵，担任来往客渡摆渡的船夫，还要管理船舶损耗维修，实际在这一块，朝廷仍然亏本经营。于是王安石将全国坊场河渡两万六千多处全部放开，拍卖给民间经营。熙宁九年得三百八十多万贯石匹道两，支一百七十余万贯石匹道两，净收入两百一十几万。八年后元丰七年，全国坊场河渡收入六百余万，支出一百七十四万，净收入近四百三十万。若将以前的亏损计算上，一进一出之即，能达到七八百万之巨。
最主要的实施后，简化了政事。
郑朗一一做了采纳，还增加了一条，那就是坑矿。各个坑矿也有类似的情况，实施了三七分制，但执行不是这样执行的，工匠说我只采了一百斤铜，小吏说你漏报，不止，是三百斤。工匠破产了，就是实施了三七分轻敛制度，工匠们也不得不逃亡，于是坑矿报废，实际这些坑矿仍然有开采价值。因此将诸多坑矿也甄别出来，一些效率不好的，或者因小吏苛剥导致匠户逃亡的，一一进行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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