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起就在庆州，接到诏书很快去了秦州，下去查了查，将情况汇报，说不错，只有一顷多营田，并且这一顷多营田还与当地几个蕃人在扯皮。也就是说实际这一顷田名份都没有定下来。托硕生事，乃是托硕失理，不能失了理，朝廷还要帮助托硕。后者似乎可信，关健是前者，谁能相信。
王韶要营田要市易，郑朗曾经同意。
不过后来渐渐缄默了，王安石却一直力挺，与郑朗无关，而是王韶开边，甚得他欢心。到了这时候，王安石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说道：“李师中与向宝前后奏事诬罔不一，朝廷两派使案问，具得李师中与向宝乃是欺罔。李师中不遵诏令，望加追罚。”
此事陕西是李师中，朝堂是文彦博，两人先后兴起，文彦博在洛阳不清不楚，心中也疑惑，难道当真只有一顷营田，不象啊。先奏书道，边帅收阁诏令不行，乃是常事。
不遵诏书，便宜行事多了海去，自己，韩琦、范仲淹、庞籍、郑朗，皆干过。得先将李师中保下来。
王安石批注道，朝廷若诏书不可行，必须奏请。收阁不行，又不奏请说明理由，安得无罪？没有情由不执行，也是不可恕。况且所阁诏令，其情乃在于害边事，且又奏事不逊，如何可恕？
文彦博回奏道，既任边帅，当奏成，今令王韶中间相搅实难。
王安石又回批道，王韶虽是特旨差为机宜，也是李师中力奏王韶有王佐之材，请令朝廷让其勾蕃部事，故朝廷从其奏。然事亦皆李师中相度施行，王韶有何能力相搅？
文彦博辨不过，只好粗暴地说了一句，王韶之势，赫赫于关中，谁敢违者？
吴充看不下去，便说了一句，双方都有错，不管是王韶还是向宝，做为国家大臣，吵到这种地步，本身就有错，应各自降官。
说得也有道理，但是王安石倔强发作，大声道：向宝有上书不实罪，王韶有何罪？
文彦博这回反应过来，在洛阳呼应，道，沈起善顾望，岂肯追究王韶罪状？若大的秦州，怎么可能只有一顷营田。
赵顼看后也是哑口无言，这几个人太胡来了，那怕三百顷五百顷，也能有一个交待，一顷田，谁相信啊？只好下诏再让韩缜下去核查。韩缜下去，查得仔细，仅是他查出来的就有四千顷地。一百亩变成了四十万亩！不过韩缜也老实地禀报，营田是有那么多，可没有李师中所说的危害。
赵顼说道：“边臣诞妄诚害事，缘理可知，而事不可知，可以理解。但边臣奏报要诚实决事，如窦舜卿说王韶所奏的只有一顷，当时朝廷以为必无此地。今韩缜打量，乃有四千余顷。窦舜卿仍言今打量地，必非王韶所指处。”
错了就错了，有特殊原因，可以陈述，何必撒谎狡辨？
话音还是偏向王韶的，怎么着，也是为了河湟准备的。看看开边有多难，种谔、折继世、折克行、燕达等，那一个不是鼎鼎大名的勇将，罗兀城都没有经营下来。
若是开河湟成功，一个营田又算什么，不就是四千余顷营田。想一想国家隐田有多少，四路复查，又查出来六十多万顷隐田。四千顷能与六十多万顷相比？
可双方都在钻死理。文彦博与冯京上奏说，缜所言还不是实际情况，就是事实，事患在巧言乱实。一个个都象这样，以巧言颠倒是非黑白，如何了得？
赵顼说道：“患不明，不患巧言，若见理明，巧言亦何能乱？”
也就是民间的话，身正不怕影子斜，不做亏心事，何怕半夜鬼敲门？不过没有办法，只能下诏夺王韶之官，王安石不同意了，道：“巧言，虽尧、舜亦畏之，然以见理明，故共工不能乱尧、舜之治也。汉元帝诏曰：朕不明於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政令多还，民心未得，公卿大臣缘歼作邪。惟不明于理，故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惟眩惑，故一有政令，辄为浮议所夺而多还；惟政令多还，故民心未得；上所艹持如此，公卿大臣所以敢作歼邪，其本乃在人主不明于理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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