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星桥当即道：“请皇上放心，远东既是帝国之支柱，也当然要为帝国之楷模，其实这样办也是好事，工人舒心，企业才能办的顺利，一味盘剥工人显然不是合理和长久的事情。此外，拉开和其他各公司的待遇差距，也利于远东招揽各方人才。”
宋彪想了想，道：“朕还是那句话，企业要有人情味，即便不是工人的家，也要是工人愿意共同奋斗和努力的社会机构，资本家要投资回报，企业的管理者要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工人要生活的有滋味和幸福，这才是真正的好企业，才是长久生存之道。你回去之后好好琢磨朕的意思，将事情办的漂亮点，要有咱们中国人的特色和传统，逢年过节的要发红包，要大吉大利。过去，咱们总是学外国，学外国很好，政斧还是要推行西化，但也要更多的保留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有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和生活、管理的方式。泰勒有一套科学管理思想，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可咱们立足于此，也要有人情管理的思想，东西合璧，咱们乡下种地顾个长工都要逢年过节买酒烧肉，朕觉得这种人情和睦，尊老爱幼，礼贤下士的人文观，对于中国企业本身是有莫大的帮助，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这种人文观吸纳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营中去。”
容星桥连连点头，提议道：“皇上不妨写个社评，让国人实业家们都有所启迪，此事利国利民，大利啊！”
宋彪经他这么一提醒，倒是觉得确实要写这个社评，就道：“这个东西别人写不了，你按朕的意思写个草稿吧。”
容星桥一口答应下来。
皇帝的社评很多，可90%都是别人所写的稿子，只有那10%是皇帝的思考，偏偏就这10%的思考最为重要，正是全文的价值所在。
时间正好不早了，宋彪要回去吃午饭，容星桥这么多年效劳下来，也堪称是皇室的大掌柜，而且这也是容星桥第一次来中央宫，宋彪就请他去用御膳。
用过午膳，宋彪下午也未安排其他的行程，难得容星桥过来一趟，包括宋彪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就和容星桥一起在中央宫游玩一番，边走边看边谈。
宋彪的风格就是这样，他现在已经很少就单独一件事做出处置和决定，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在这种一整天，或者是一个下午的闲谈之中，将自己对很多事情的想法和思考都与负责人谈一谈，不管是启迪，还是叮嘱，不管是交流，还是商榷，他的思路就是圣意，就是一个大方向，各个方面的负责人就要大体遵循这种圣意和大方向，灵活办事，灵活的实现这些构想和要求。
至于在具体一件事务上的对错，宋彪近几年反而是很少评价，给予别人更多的实权，多看别人的表现，而不是严格要求别人遵循自己的决策办事。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
正如当年的太祖，高于一切的存在，思索问题，思考问题，提出大方向，当然，这个大方向是不能错的，一旦错了就能让整个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几十年的辛苦都毁于一旦。
总体来说，宋彪现在的大方向是工业偏右，农业偏左，包括像邮政、电信、铁路、电力、石油这些产业，他也继续坚持私营为主，不搞国家投资，政斧依靠政策和规划去推动国民产业的发展。
在农业领域，他则坚持搞《限田法案》，过去是用税收来限制大地主阶层，现在则是想要进一步用法案限制土地兼并，通过对农民持有农耕地的最高限制，政斧强行从地主阶层收购超标部分的耕地，通过先租后卖的方式，逐步将土地分散给农户。
宋彪几年前就想这么做，唐绍仪坚决不同意。
总理不同意，宋彪又不想换总理，此事就搁置了，而他此番决定支持欧阳赓，也正因为欧阳赓决定强行推动这一法案的通过，但欧阳赓也有条件，那就是限上不限下。
所谓限上不限下就是政斧不保障农民的最低持有农田的数量，只限制最高持有数量，林桑茶果和牧业农用地也不在该限制条款内。
这个法案有利有弊，弊端是对农业的大机械化和产业化有负面影响，很可能就会像法国农业那样缺乏竞争力，好处则是逼迫资本流向工业，提高国内人均购买力，扩大内需市场。
宋彪过去也不敢轻易推动这个法案，因为国内的地主阶层实力太强，现在则不一样了，工业的实力更强，农业就必须为工业让步，也可以拿那些大地主开刀。
宋彪也不用和容星桥谈《限田法案》的事，他就谈一些和企业有关的东西，多询问一些细节上的事，增加自己对帝国工业水平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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