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危机之后，欧洲各国的情报机构进一步提高了戒备状态，我军的无线电情报部队当然也加强了对曰军无线电通信的监视。同时，曰本方面正在扩编并改进其无线电情报部队，曰本海、陆军的无线电情报部队也不断加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复杂的电子侦听的新纪元。”
“早在1939年5月，曰本人就曾乘坐‘齐柏林’型飞艇飞临我国东南沿海，旨在窃听我国的无线电定向台网(后来被称为雷达站)的通信，以判明我方电台的波长、数量和位置，可能的话，还要判明电台的工作效率。然而，敌人此行并非成功。他们的全部活动始终处于我方雷达人员的监视之下。他们失策的是当飞临渤海湾时，竟向国内报告了其位置。他们的联络被我国无线电情报部队截获。当时我军曾想让敌人知道他们的机组错判了方位。但我们的人很明智，没有暴露自己的手段。当然，这件事本身对我国来说具有极大的情报价值，使我们了解到曰本人对我国的雷达网如此感兴趣。这时，我们的早期预警系统比曰本人的先进，所以他们总是急于了解任何有关我方的情况。整个战争期间，我们在这方面总是胜过曰军一筹。”
“1941年11月以来，作为情报单位一部分的‘风’部队有了显著增加，其职责是监听敌方通信联络。他们全力以赴地监听曰本海陆军的莫尔斯通信，并且有史以来军政当局第一次任命了合适的人选负责此项工作。许多被派到无线电情报部队中的军官都是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收听有趣的通信、寻找微弱的信号和远距离电台本来就是他们平时的爱好。”
“最初，我国的监听仅限于无线电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