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是他们超凡脱俗、成圣登仙的途径，他们所追求的，已经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或者是什么民生上的理想了，而是一种精神上完满自身，玄妙的哲学境界，就如同前敏推崇的阳明先生一样，知行合一的‘古今完人’，就是他们推崇的理想境界……倘若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式生活，那便是烧尽了自我，在清贫中短命夭折，也感到非常幸福。”
这种玄而又玄的形容，让顾眉生诸女都有点目瞪口呆了：固然，对于道统她们也是非常亲善信奉的，毕竟，她们是绝对的受益者，领受了极大的好处，可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了，她们所拥护的，仔细想想，归根到底，还是践行了道统的社会规范。道统只是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而存在，就好像平时吃的饭，喝的水，有什么好特意去研究的？要说为了这东西去修持自我，更是从未想过。顾眉生不由道，“这和知识教那一套又有什么不同？”
董惜白皱眉道，“我也说不清，但却自然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这样讲：那知识教的修持，归根结底仍然是偶像崇拜，只是知识教李代桃僵，把偶像换成了某种巨大的科学定理和宇宙奥秘的集合，而让六姐来做了它的象征罢了。
但新道德这几个骨干，他们所修持的就是道统这哲学的自身，甚至还以道统为依据，反过来指责六姐不够纯粹，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了……你们等着吧，一会我们相谈时，而农师兄和我们略微熟络起来之后，必然会提出一个非常激进的战略同盟计划，想要在《羊城小报》上，宣讲他们的主张——眉生姐，倘若他们的文章要指责六姐对道统践行不力，我们该如何是好，怎么斡旋？便是那蔡金儿再无谋鲁莽，这样的文章她怕也不敢发吧？”
顾眉生一时都是听得呆了，她也真没想到，本以为很激进的新道德一党，居然其实表现得还是其最保守的一面！对董惜白的问题，仓促间竟也拿不出主意来，窦湄见状，便道，“先干活吧，一会儿的事一会儿再说。”
二人也知道，事情没发生不用过多忧虑，因便收摄心神，先干起活来：这归纳整理编辑资料、版面的活儿，在大学期间都是做得惯了，几人稍微统一了一下表格样式，便立刻翻阅起来——又好在一点，这是一份年份比较晚近的报纸，而她们也都是羊城港文坛中，交游广阔的名人，对于《周报》的编辑，姓名籍贯大多都非常了解。
就有不知道的，彼此张望一下也能补上，这么着，不到一个时辰，半年份的报纸已经整理出表格了，顾眉生粗粗拿眼睛一扫，也是不由得轻呼道，“呀！还真是一目了然——着实夸张！竟如此过露，丝毫不知道遮掩不成？”
第1259章 新一代的使命
但凡人在做一件事前，倘若是瞻前顾后，把对手想得太厉害了，自己先胆怯起来，那么，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容易成功，这个道理，顾眉生也是知道的，她自己不论是学画也好，经商也罢，泰半也是如此。
入门之前，见到那些画师，个个昂然，而豪商的做派更是唬人，仿佛个个都是不世出的天才，自己难望项背，可一旦着手，才发现彼辈也不过如此而已，很多讲究、规矩，是有，但对手也绝没有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地步。
不过，她也万万没有想到，沈曼君为代表的吴江一系，会粗心到这个地步—势大也的确是势大，但小辫子却也是实在茁壮，这么一总结下来，简直给人以一个感觉：他们之前之所以平安无事，在报纸一派，牢牢地把持住了最顶端的权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一直没有人出面组织攻势。
这不是，稍微一留意一出手，现成的弱点就如此明显，在《买活周报》这样的喉舌关窍之地，吴江系的编辑，所占据的篇幅竟然高达八成以上！仔细查看出身，和张利青主编这样，出身贫寒，也不是江南人士，而是从福建道、广府道这些素来文华不算太盛的地方出身的编辑，一年能在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都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而倘若把版面按照重要性进行赋分的话，分数差更是会达到一个骇人听闻的地步，江南编辑的总分，可能会轻易地达到破万的高分，而其余编辑的分数只能挣扎着过千而已！
破万和数百，这样强烈的数值对比，直接把事实渲染成了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画面，顾眉生也是第一次把数据统计，应用到舆论分析中来，其结果触目惊心，也是令她咋舌——平时日积月累，不觉得有什么，甚至单单一份报纸来看，也没有这么强的感受。
数据化之后，问题的严重程度似乎也上了好几个档次，她相信倘若把这样的数据对外公布，‘吴江系、江南旧文人把持舆论’这个论题，也能引起普罗大众的兴趣，而非如眼下这般，仅仅只是在有限的群体中，引发一定的关注。
“这是不屑遮掩吗？还是认为没有遮掩的必要？旁人也还罢了，有些文人脾气，自以为风骨孤高，不屑为自己辩解，能力到了，自然可以发文，也不是什么行贿送礼得来的机会，可沈编辑身为吴江的领袖，难道在政治上也如此天真吗.…”
非止顾眉生诧异，便连董惜白、窦湄，也是大惑不解，她们都能想到的问题，难道沈编辑在二十多年里，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其实，想要弥缝这个破绽，也有许多手段，最简单的连她们都能想出来—一就多用笔名，或者在编辑部每个栏目设两个名字就行了。
一个是对外的公用笔名，一个才是对内登记归档的真实姓名，《买活周报》接纳外部投稿时就是如此，是允许投稿者采用笔名的。如此一来，只有自己人知道，到底谁占用了每年的多少篇幅，外部想要从这些地方来抓小辫子，却是没有那么简单了。
“或许也是没有想到吧—我们是站在如今来看从前，自然觉得破绽很多，接近于匪夷所思了。可要想到，《周报》开办，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哪有公开图书馆这个概念？
每年的报纸合订本，在前几年也必然是新东西，倘若还是把书籍当成是珍贵的难得之物来看待，那就根本不会去考虑被查档的后果，报纸就如同邸报一般，发过也就完了，谁能想得到作者？
更不会有人想到，自己可以凭借报纸而一跃成为名流，这报纸的威力，也是随着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买地的疆域越来越大，而逐渐彰显扩大的。这个过程，恰好和我们长大的时间一样，是以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天经地义的常识，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也能更好地利用和接纳此物，但对沈主编那辈分的人来说，这是个新东西，琢磨起来总有些滞涩，怕是不会和我们一样，运用自如，考虑问题，也就没有那么周全了。”
顾眉生思前想后，也就只有这样的理由，勉强能解释得通了—那周报刚创刊的时候，只怕填满版面都是难事，合格的编辑也很难找，发表文章根本就说不上是什么宝贵的机会，反而是一种回报不多的负累。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能力的编辑多负责版面，这根本无可非议，能找到人来干活才是第一位的—如果对于编辑这个岗位的认识，始终停步于此的话，那自然也不会觉得吴江的编辑多发文章，有什么好指责，有什么好需要遮掩的了。
也不好说沈主编是否就是做如此想的，这才留下了这个堪称致命的破绽。同时也要看到，周报前期，主管的人还是六姐，沈主编也是经过多年的历练，这才慢慢算是攥住了主编的权
力，在她上位的过程中，必然也要仰仗同气连枝的编辑来帮忙。
如此尾大不掉，在坐稳了主编之位后，不能及时切割，反而放任党羽开枝散叶，在《买活周报》内牢牢扎根，这也算是文人的通病了—心慈手软，讲究义气，宁可和这些肝胆至交同进退，也不会过河拆桥。
这实际上不能说是性格上的缺陷，就算现在，顾眉生、董惜白诸女之间，不也一样是交情甚笃，远胜金兰，倘若有一天彼此要互相割舍，她们真能狠得下心吗？
这样一想，便更能认识到世事兴衰之中蕴含的某种客观规律，是人力难以扭转的。虽然整理出了针对沈主编等人的利刃，但几人却谈不上快意，反而有些唏嘘，董惜白不禁念道，“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是《桃花扇》的结尾，也是近年来流传极广的一套古戏唱词，南腔北调都有配乐的，还有人别出心裁地配了西洋乐器来唱，虽然民间还是喜欢小调，但在有品位的居民中甚是流行。顾眉生几女自然知道出处，窦湄道，
“未见他起朱楼，如今却是要把他的楼推了，实在是不忍得—一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架势都摆出来了，台阶也铺好了，走不走，已经不由自主，可叹是这个把柄也太大，步子也太快了一点，只怕我们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出头挑了事，却得不到什么好处！”
她这道理是显然的—要说卢马姬抛出这个钩子之前，没有自己先做过调查，这是不可能的。甚至这个钩子可能就是张利青主编刻意留下来在此时发动的。既然话都抛出来了，窦湄等人哪有不接的道理？
而这一接可好，问题太严重，很可能会促使沈主编以极快的速度下台，而此时以窦湄派这些才女的资历，根本不可能在沈主编下台后的人事动荡中，获得什么好处，她们不过是运营了几个月的报纸，而且还是隔了蔡东家、黎蔷这一层，要说接过《周报》的担子，就算六姐敢用她们，她们敢上吗？
这三五年之内，沈主编下台的话，接任的人选不做他想，肯定是张利青副主编，窦湄等人是被她当枪使了，这一点从她们统计出数据结果后，各自都已经明白，但箭在弦上，反驳的文章也还是要发的。只能希望张利青手下没有足够的自己人，一个卢马姬却不堪用，届时也要借重她们的力量，如此，她们也就算是打开了在《周报》上的发声渠道，有了引导民间舆论的资格。至于说接张利青的班，这个更是后话了。
在文艺界做得久了，见惯的是文人雅士之间的争风吃醋，稍微一卷入政治博弈，便不由得为其中的惊涛骇浪而咋舌，胆子小的，打起退堂鼓，渴望回到从前那悠游宽裕的生活中去，也是人之常情。不过，王而农对此却是不以为然，直言道，“想要把自己的思想态度，烙印在历史背景之中，就要耐得烦、吃得苦、忍得痛，这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情。
天下间哪有送到嘴边的饭？在买地，一切收获都是劳动换取的，想要非凡的收获，便要有艰苦的劳动付出。而我等所求的，难道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成功和收获？倘若没有极高的觉悟、极大的付出，又何能厚颜祈望如此的成就？”
“休看沈主编的下场，或许令此时的诸位感到凄凉，但她的工作，她的思想，已经留在了这厚厚的报纸合订本中，将会被大图书馆永远收藏，成为后人考据这个时代最权威的证据。她所得到的，是‘表达的机会’，这已经远远胜过同时代其余天骄了。如张宗子、钱受之、张天如等文坛领袖，固然其成就各有侧重，但以文人身份来说，在历史上的厚重度，不如她。”
要特意点出文人身份，自然是因为张天如在立法界也有影响力的关系。至于张宗子和钱受之，这两代文坛宗师，当然也都凭借自己的本领，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也有过一些成功的作品，但在王而农看来，张宗子的地位要远高于钱受之，便是因为张宗子赶上了买地崛起的周期，他有这个时运。
一买地崛起时，他年龄尚小，融入得也好，有过一系列非常成功的采风报道，而这是钱受之所不如的，钱受之的学问固然是好，琴棋书画戏样样都来得，来买后，也有过很成功的戏剧作品，但他的作品里，“没有新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观点，这便是旧朝老人，固有的问题了。他们原有的东西，和买地是格格不入的，一旦要表达自我，就容易不讨大家的喜欢，为了回避冲突，就只好什么都没有，或者勉力鼓吹一下买地这里极表层的东西。”
此人因为平时沉迷于学问的关系，对于生人相当腼腆，在琴棋书画这些雅好话题上，更是只能枯坐，报以微笑。可一旦谈到他所感兴趣的领域，便是侃侃而谈，而且语气极为自信肯定，“这样说并非是在臧否前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也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贡献。
二十年前，正当我买地新风乍然兴起之时，相对于当时普遍的抵抗和反感态度，持中而立、回避冲突、寻找共同点，这已经是难能可贵，超出时代的进步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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