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77年的高考，汇集了既往11年错过高考的学生。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离开学校，要么去农村修地球，要么进工厂当工人，基本已经脱离文化知识学习。
只有少部分人，少部分在学校讲台上给学生上课的知青和下放户，才由于工作需要，始终没有脱离课本。
毫无疑问，大家上了考场，这些兼具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的青年教师，考入大学的概率显然更高。
信中，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教师的崇高敬意与深切感激，将他们的无私奉献与爱国情怀描绘得淋漓尽致。
反复强调，他们旨在通过高考这一桥梁，勇敢地接受国家的选拔，将来好做出更大贡献。
可是在场看信的干部们，到了这会儿，谁还不明白所谓的隐忧是什么。
有人嘀咕了句：“就不该让这些老师考。一个个，自私的很呢。当初安排他们在农村当老师，是给他们优待。赤脚医生还下田干活呢，他们就站讲台上课。”
省招生办的负责人赶紧强调：“那不能够。高考原则就是自愿报名，不看身份。国家没规定老师不准考，他们就能考啊。”
已经有看得快的人翻页了，直接喊出声：“用广播上课？”
看文件慢的人也赶紧翻过去，发现下面的内容是夸奖农村农技知识普及，也成果斐然。
以生产队的技术员为例，他们皆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公社定期为他们量身定制技术培训方案，旨在将其打造成为传播知识技能的火种，再将这些宝贵的知识带回生产队，惠及广大社员。
再比如说，乡下放电影，经常播放各种技术教育片，教授广大社员如何搞种植养殖。
只不过这两种方式都有一定的缺陷。
前者的受教育范围窄，生产队的技术员才能去公社学习。
后者传递的知识有限，拍电影的成本太高了，所以能够让农民看着学的内容也少。
而且电影必须得在光线暗淡的地方播放，基本都是晚上。
这样的环境，农民即便想学习，也没办法做笔记。
光靠耳朵听，脑袋记，囫囵吞枣，真正能掌握的内容有限。
所以，写信人表示在这二者的启发下，想到了另一个传播知识途径更为有效的方法—其留刘五铃耙拔儿物—广播。
给出来的理由也非常简单。
经过多年的建设，现在农村各个大队都有广播。公社无需为广播教学格外购置器材，可以节约大笔额外支出。
另外一条就是，广播教学的效果，经过纺织三厂工人夜校广播学员的论证，成果斐然。
甚至有不少外地学员都写信到工人夜校，感谢广播教学为他们备战高考提供的帮助。
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将广播教学引入日常教学之中，定能发挥出其独特的优势与价值。
毕竟培养一位合格的新教师，起码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师范毕业。
可由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来录制教学录音，花费的时间要少很多。
而且这样，也能促进教育公平，缩小城乡教学之间的差距。
这是新时代的送教育下乡。
“说说看吧。”革委会主任敲了敲桌子，“大家伙了对这个提议，有什么想法？”
招生办的负责人点头：“我认为这个办法很不错。尤其是城乡教育差距这一块。今年高考，农村生源考上大学的，占比不到20%的下放知青，达到了80%。”
众人都狠狠吃了一惊。
这已经是在农村师资力量，得到了显著提高以后的结果。
等到现有的大批农村教师离开，后果肯定会更加不堪设想。
定向培养乡村教师，又需要时间。
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通过广播进行教学，的确是缩小城乡教育师资水平的好办法。
但是抓教育这块的分管领导，不得不开口提醒说得热闹的干部们：“从小学到高中，九个年级呀！我们广播有这么台吗？还是一天分九个小时，每个小时讲一个年级的课？”
众人哑火了。
显然，以现在广播台的实力，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可如果不能分年级教学的话，总不能让高中生跟小学生上同样的课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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