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天，傅抱石才说道：“刘将军，你身在前线，还关心大后方文艺界的民族化、大众化讨论，让我十分汗颜。我思考了一下，觉得你说的两句话特别值得深思，那就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大众化的才是有生命力的。我觉得，这两句话可以拿去让参加讨论的同仁们共同研讨。我写《明末民族艺人传》的目的，是为了以前贤的事迹激励文艺界同仁投身抗曰战争。今天听了你的话，让我茅塞顿开，觉得自己做的很不够，应该直接描写抗曰将士的事迹。”
刘一民端起酒杯向傅抱石敬了一杯，说道：“借古讽今是文艺创作的重要形式，是好传统，同样能起到鼓舞士气、宣传抗曰的作用。我觉得傅先生作的好，以后可以更进一步，收集资料，把文艺界的抗曰志士的事迹收集整理，写出来。也可以把那些汉歼文人的罪行写出来，剥开他们的画皮，让民众看清楚他们的嘴脸。省得等我们胜利了，时间长了，这些人摇身一变，又不承认他们的汉歼卖国罪行了。”
郭沫若一听，就说这个主意好，有褒有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回去后就组织人开始动手写作。
潘天寿这年41岁，在国立美专主持中国画教学。从一见到刘一民开始，他就在观察刘一民。这一会儿忍不住了，开口说道：“刘师长，你颠覆了我对军人的印象。想不到指挥于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竟然也是一笔好写的文人。真是想不到啊！”
刘一民说：“潘先生，以后有机会多到根据地来，到我们这里办学校也行。八路军负责学校的一切开支，保证让你们能安心教学。我差的远了，我党领袖[***]主席，那才是大文人呢，他的诗词是我见过的写的最好的，他的草书书法，也可能只有于右任老先生能和他相比。有机会的话，你到西安去一趟，见见[***]，看看他写的字、写的诗词，就知道[***]人实际上是一群救国救民的民族精英。你要不信的话，我给你背诵一首[***]《七律?长征》”。
说着，刘一民就背诵开了。诗是诗中瑰宝，刘一民又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刚刚背完，就引来了一片掌声。
郭沫若端起酒杯，和刘一民碰了一下，一扬脖，一饮而尽。放下酒杯，郭沫若就说：“我一定得去西安拜访毛润之先生。”
这顿饭，吃的是宾主尽兴而归。后来，郭沫若先生一行又在双沟镇停留了一段时间，给倪华、唐星樱、赵小曼、晶晶等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画作、墨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