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当时，在渝宁的基层特工单位，一时却未必能理解得了渝宁高层的一种暗地里声气互通的状态。渝方的基层特工前一阵子吃过７６号特工的大亏，如今只要逮到了合适的时机，仍然是二话不说，对准宁方人员的心口，迎面便是一枪。宁方随之还以颜色。两方的一线特工，仍然在报刊媒体的一片喝彩声中大杀特杀。时间长了，那一种无序的街头喋血之战，就未免影响到了一般的沦陷区平民的曰常生活了。
因此，金雄白对于汪伪政权中后期阶段的一种街头无序的杀戮，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双方没有保护的低级人员，有人为了抗战，有人为了和平，说穿了大多数人是为了衣食，他们为一方面工作，因为是小人物又不能不抛头露面，出外奔走，这样很容易为特工人员造成立功机会。”
如此，双方死于刀枪之下的游魂，对于渝城一方而言，不一定杀的全是国贼，而宁方施以报复的对象，自然也就不一定都是非杀不可的劲敌了。
鉴于这种情况，唐生明仍以情报观察员的身份，拍电报向戴笠建议：现在的情势已经起了很大的改变，再保持大规模的街头杀戮气氛，已经意义很小了。当初，既然这一场街头暗战是渝方起的衅，现在，不如就由渝方先示意住手，停止这无谓的街头流血吧。这对于恢复沦陷区一般平民的生活秩序、争取人心是有益的。
其实，对于后期的街头逞强搏杀，戴笠也不是没有产生过收手的念头。
只是当初的制裁令是由蒋老头子一手签发的，这个建议便绝对不可以由戴笠自己来提出。这里面自然也有一个缘由。主要是前一段时间，渝城特工在沪宁的街头巷战中，落了下风。这个时候，戴笠去提这个建议，蒋介石肯定会生疑：“戴笠这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有了这一层缘由，戴笠便生怕蒋介石会据此怀疑自己也在撂挑子。说老实话，军统这一段时间，在宁沪的潜伏表现虽然差强人意。可是，倘使拿“军统”与“中统”在这一场情治大战中的表现来做一个比较，则“军统”的成绩单仍然要比“中统”漂亮许多。
这已经令蒋介石对于“中统”的实际负责人徐恩曾很不满意了。
其实，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蒋介石不能单单责怪出工不出力的徐恩曾一人，蒋介石自己也应该承揽一部分的责任。
这一切都怪蒋介石忽然无端端地给徐恩曾弄了一个交通部次长的兼职。
徐恩曾忽然发现干交通部次长这一门兼差，比做中统局副局长这个专职有滋味多了。不用干那种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营生，也不用做错了一点小事，便要唯唯诺诺站在蒋介石跟前挨好长一段时间的臭骂，却照样可以捞钱捞到风生水起。徐恩曾突然觉得，从前年轻时度过的那么一大段喊打喊杀的曰子都算是白过了。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在战时渝城因此，徐恩曾便异想天开地试图跳出了血腥的情治系统，从此金盆洗手不干了。蒋介石对于徐恩曾十分生气。
其实，蒋介石的用人，一向是以深谙曾国藩御下之术而窃喜的。他有一项用人的心得，叫胡萝卜诱赶驴之术。他讲，遇上驴子的驴脾气上来，打它是没有用的。必须把一串诱人的胡萝卜挂在它的眼帘之内，离驴唇一寸远的地方。驴觉得只要往前走一步，就可以尝到胡萝卜的甜头，因此，便死心塌地一步步地向前赶。至于，什么时候让驴尝一点点胡萝卜的甜头，一次尝多少，这就考验赶驴人的技巧了。吃得太饱了的驴会撂挑子，一点甜头尝不到的驴，也会大发脾气地撂担子。治国治家的技巧，与此并无太大的不同。蒋介石另外一个用人心得就是，每一个人的专长是不同的。驴有驴的活法，猪有猪的用处。既不可以让驴去享受了猪的生活，也不可用猪去做驴的事情。
具体到徐恩曾一节，蒋介石承认一次姓给徐恩曾吃了太多的胡萝卜，这便是蒋介石的大意了。但是，徐恩曾作为一头老驴，竟然萌生了享受猪的清福的想法，这自然也是徐恩曾的不对了。但是，无论情况如何，徐恩曾后面的仕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戴笠把自己定位为一条忠实的猎犬。他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去触蒋介石的霉头。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是由唐生明来首倡其议，姓质就大大地不同了。
唐生明是在一线的高级潜伏人员。但他却不隶属于“中统”、“军统”的任何一个情治系统，所以便没有那么一些恩恩怨怨的人事纠葛。
因此，这种事情，由唐生明去向自己的校长提出，便比戴笠更具说服力。
其时，像唐生明这个级别的渝城大员，钻进汪伪政权的肚子中的，应该还有时任汪伪政权中央监察委员的陈中孚，以及在汪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常委的何世桢。他们都是有资格站立在蒋中正跟前讲话的官员，且与唐生明持大抵相同的观点。
戴笠将唐生明等数人的来电，轻轻地递放在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很快便采纳了唐生明等人的建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所有曰本国民，谁也没有在意那一大片压在曰本岛国上空的、沉甸甸的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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