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她什么也没有说出来，这是当然的，就像奥尔哈多对她什么也没说一样。她转身准备回到她的房间，去看看为什么灯开着。
“母亲，”奥尔哈多说。他已经摘下了耳机，并把接头从眼睛里拧了出来。
“嗯，什么？”
“我们有位访客，”他说。“那个言说人。”
她感到自己内心泛起寒意。别在今晚啊，她无声狂啸（哎呀，实在忍不住用这四个字。）。但她也知道，明天，她也不会想要看到他，后天也不，永远也不。
“他的裤子现在弄干净了，他正在你的房间里换裤子呢。我希望你不介意。”
艾拉从厨房现身。“你到家了，”她说。“我倒了几杯义诺咖啡（注：巴西人喜欢喝的一种小杯盛浓咖啡），也给你倒了一杯。”
“我会等在外面直到他离开，”诺婉华说。
艾拉和奥尔哈多互相看了看对方。诺婉华立刻明白他们把她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了；显然不管那个言说人要在这里干嘛，他们都是赞同的。好吧，我是一个不会被你们解决的困局。
“母亲，”奥尔哈多说，“他并不是主教说的那样。他为人很好。”
诺婉华以她一贯的挖苦语气回答他。“从何时起你成了善恶问题的专家了？“
艾拉和奥尔哈多再次互相看看。她知道他们正在想什么。我们要怎么才能对她解释清楚呢？我们要怎么才能说服得了她呢？好吧，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不能。我是不可说服的，利波在他的生命中每周都发现这点。他一直也没能从我那儿弄到那个秘密。他的死不是我的错。
不过他们至少成功地让她部分改变了决定。她没有离开家门，而是擦过站在门道里的艾拉退到了厨房里，却一点也没碰着她。小小的咖啡杯子在桌上被排成了整齐匀称的一圈，咖啡壶放在中间。她坐下来，把前臂搁到桌上歇着。这么说来言说人在这里，他上来就来找她。他还会去哪儿呢？他会在这儿要怪我，不是么？他是又一个被我破坏了他的生活的人，就像我的孩子们的生活，就像马考的，就像利波的，还有皮波的，还有我自己的。
一只强壮但却光滑得令人惊讶的男姓手臂从她的肩上伸了过来，拿起壶，开始从那个优雅精致的小壶嘴里倒咖啡，一小股热咖啡旋落到一个个义诺咖啡杯里。
“Possoderramar？（注：我能倒(咖啡)么？）”他问。这真是个蠢问题啊，既然他都已经在倒了。但他的声音温和，他的葡萄牙语中带着优雅的卡西提口音。
那么，是个西班牙人？
“Desculpa－me，”她小声说。原谅我。“Trouxeosenhortantosquil?metros（注：我让你走了这么多千米）——”
“我们在宇航中不用千米来计量航程，伊万诺娃女士。我们用年来计量。”他所说的是一个控诉，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在思念，甚至在宽恕，甚至在慰抚。我可能会被这种声音给迷住的。这种声音是说谎者的。
“如果我能取消你的旅程把你送回二十二年前，我会做的。叫你来是个错误。我很抱歉。”她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平板板。因为她全部的生活都是一个谎言，即使这个道歉听起来也是机械的。
“我还没有开始感受到这段时间，”言说人说。他仍然站在她背后，所以她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他的脸。“对我来说我离开我的姊妹只不过是一周前的事情。她是我还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亲人。她的女儿那时还没出生，而现在她大概已经大学毕业，结了婚，很可能自己也有了孩子了。我永远也没法了解她。但我了解你的孩子们，伊万诺娃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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