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用纳税人税款供养的政斧，应该在社会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是要首先弄清楚的。假如什么问题都要去找市场的话，我交税干什么啊？反正出了事情还是要靠我自己，又何必费那么多的事情，辛辛苦苦地供养一群不做事的公务员？
其实，市场远不如市长可靠。
当企业临到绝望之时，市场通常会落井下石，而雪中送炭的往往是市长。
市场讲究的是优胜劣汰，不同情弱者，而市长艹心的是抓大放小，toobigtofail大者不倒。当然想要绑上市长这棵大树，首先得把企业规模做大，然后上市融资，跟着从多家银行贷出巨款，用在本地。
理想的情况就是，与多家非关联的同城企业存在互保关系，形成一个担保圈，互保企业越多越好，担保总额越大越好。若能修到这个境界，出了问题，你不需要去找市长，市长自然会心急火燎地屁颠屁颠地来上门找你。
这种例子其实是很多的，而范无病也对这一套路非常熟悉。
随便举个例子，就如同作为山东巨力，这家潍坊的上市公司就得到了市长的特别关照。它近两年亏损三亿多，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代码变成*ST巨力，奄奄一息，随时都有退市的可能姓。
但是巨力公司与潍坊的另外两家上市公司青鸟华光、山东海龙分别签有互保一亿元和八千万元的协议，目前有些担保贷款已经逾期。如果巨力死去，华光、海龙将受到牵连，已经亏损过亿元的华光甚至可能被拖垮。
潍坊全市只有五家上市公司，五去其二的后果，换了哪个市长也坐不住。
故市长亲任重组小组的组长，另有两个副市长为副组长，保证在一定时限内完成重组。在当地政斧协调下，银行已经同意将贷款延期一年。
类似的故事在渝城、疆省、上海等地也发生过。渝城上市公司重组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任组长，在政斧过问下，据说部分债权银行已对涪陵区担保圈内的几家上市公司暂缓起诉，而这四家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二十亿元。
“地方政斧财力有限，真碰到了难事，只会力保本土嫡系。而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会想着走出去，把工厂设到外地。经验证明，不少企业在这个表面风光的时候反倒脆弱。就如闯王李自成被唤作流寇一样，走出本土后容易失去根基，尤其是对于一些原本就依赖于官方资源的企业而言。”范无病对沈盈解释道，“我们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市长，企业从本地银行贷出巨款，把重心放在投资外地，生意做得好那没话说，万一赔了而且连累本地工厂、银行，你会怎么想？是不是会支持本地银行立刻停贷、追债，甚至向法院申请资产保全？假设需要掏出大量的真金白银来拯救这家企业，是你买单，还是外地政斧出钱？”
见沈盈连连点头赞同，范无病就又说道，“比如说在科龙事件中，地方政斧迟迟不愿意表态。估计就是顾雏军在外地收购华意、美菱、亚星、威力等企业，且在杭州、商丘、珠海、扬州、南昌等地大建家电工厂，令顺德人伤透了心。要把本地银行流出的钱收拢回来，顾老板只能退位。疆省上市公司担保圈的主角啤酒花公司对外担保十八亿，资不抵债十一亿多，却能够大难不死，原因就在于根扎本土。然后同属于疆省的德隆就不同了，他们已经走出疆省，产业遍布全国，哪个市长能管这么宽？”
中国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又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在长期的农业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下，中国人培养了与其相适应的伦理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市场经济社会形态下，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逐步加强，个人自觉自主抉择自我行为，不再将人生的希望寄托于贤君清官，越来越能够用公正的态度处理个人自我与他人以及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越来越有明确的契约意识，希望通过法律的方式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
农业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抵御天灾[***]的能力低弱，农民在生活中往往感到难于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就产生了草民意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明君和清官，缺乏读力自主的意识，因此，在小农的价值系统中缺乏自主意识。
一般社会成员由于经济交往少，利益的矛盾冲突相对而言少而小，加之彼此的熟人关系，不可能发展出理智的、斤斤计较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割方式，所以，更多地突出家庭和家族的整体利益，在一般利益冲突中强调忍让，息争求和成为中国人处理利益关系的基本伦理价值态度。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正当利益观念和正当权利观念没有生长的土壤，作为个人正当利益和正当权利的个人财产占有权不能得到社会伦理和法律的认可，这与西方社会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自然法基础，截然不同。
自然经济社会塑造了草民，市场经济却需要公民做主体，这就产生了矛盾。
公民是自主自觉的人，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读力地面对社会的竞争，社会的竞争要求，社会成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直面自己人生的重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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