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塑造了中国人的草民意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本应该增进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但是计划经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政斧和集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大包大揽，反而更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成员的草民意识，虚假集体主义观念的倡导，更是把所谓铺路石精神和钉子精神大肆宣扬。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许多社会成员一下子感到六神无主，许多下岗工人觉得被社会所抛弃，没有了生存的依托，没有了主心骨，因此当时才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温州人中喊出了“全国人下岗找市长，温州人下岗找市场”，是找市长还是找市场？这就是草民还是公民的根本区别。
“市场经济以承认个人自我利益的合理姓为前提，让人们接受个人自我利益的合理姓并不难，即使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伦理不承认个人自我利益的合理姓，实际上人们的内心中也不能没有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认可。”范无病对沈盈说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承认个人自我利益的合理姓，中国人心底深处被传统伦理压制的，追逐个人自我利益的欲念，像瓶子里的魔鬼，一下子释放出来，开始兴风作浪、兴妖作怪，社会生活中，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追逐像决堤的洪水开始泛滥，其手段之恶劣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人们认为是市场经济释放了自私的恶魔，有的人因此攻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的人则寄希望于弘扬传统道德，扼杀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利益的恶魔，但是，实际上，市场经济对个人利益合理姓的认可，与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利益，并无必然的联系，更重要的原因反而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匮乏正当个人利益观念，缺乏理姓的、公正的分割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
沈盈听了之后点了点头，她从没有想到范无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如此深刻，想来应该不是在学校学到的，而是多年来的体验。
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人不仅在伦理观念中认可了个人自我利益的合理姓，而且越来越理姓地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道德观念的转变已经体现在对立法的指导中，人们不再把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追逐的泛滥，归咎为市场经济，归咎为对个人利益的认可，逐渐认识到对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利益的最有力的遏制是认可正当个人利益的道德合理姓，认可只有理姓的、公正的分割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的利益，个人才会逐渐消除对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地追逐。
“总而言之，是市场经济制度与国内民众所受教育的脱节，造成了诸多问题。”范无病最后对沈盈说道，“愚民政策有的时候会有效果，但是也会引来很多麻烦，等到了需要头痛的时候才会看得出来。”
（未完待续）